口头诗学与民族志：田野作业的方法与资料搜集
口头诗学与民族志
尹厚彬
最初发表于《民俗研究》2002 年第 2 期
民族志田野调查通常是指文化人类学家以本族群社会不同族群文化或亚文化群体为对象进行的实地调查，这种活动通常是为了收集不同文化和亚文化的资料或验证某些假设。田野调查的设计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是获取资料的最佳方式，因此访谈问题的设计非常重要。信息提供者的选择必须具备以下特点：对当地社会了如指掌、受过良好教育、是关系良好的社会成员。此外，音频、视频、图片和地图也是重要的辅助材料。田野调查资料的质量比数量重要得多，这种评价应该通过跨文化比较或同一文化领域专家的判断来确定。最近的田野研究趋向于问题导向：即有特定的理论框架，这种方法可以局限于某些特定的主题。Parry和Lord的田野研究属于问题导向的课题研究；另一方面，他们仍然是文学民俗学家。 他们研究的不是没有文字的原始民族及其社会，而是文明社会中的口头传统。帕里的目的很明确，他的研究不是为了阐明史诗的历史演变，也不是为了阐明史诗与历史的关系，甚至连史诗本身的文化内容也不在研究中。像《故事歌手》这样的著作，是比较口头传统的研究著作；但它根本不是民族志，也不关注民族志本身的问题。就口头歌曲的研究而言，帕里和洛德的田野工作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是艺术家研究、口头创作文本与语境探索的里程碑。
帕里—洛德理论不仅是一种理论和一种方法，它揭示了口头传统的活生生的现实。
1. 表演创作与实地考察
帕里-洛德的“口语公式理论”属于口语诗学的范畴，用“口语诗学”一词来概括或指称帕里-洛德的理论更为恰当。口语诗学的核心命题是“表演中的创作”，这一命题是从对现场口语传统诗歌的共时性研究中得出的。洛德提出，表演与创作是互动的，是在同一过程中以不同程度变化的两个方面。单纯从史诗文本的层面是无法观察到这样的现实的。共时性的概念来自布拉格语言学派的理论，该学派采用非历史的方法对语言的现状进行比较研究，关注语言的结构和功能方面。帕里和洛德在田野调查中采用了这种共时分析方法，研究歌唱中的口语诗，目的是描述口语创作的实际系统。正是从这样的学术前提出发，帕里和洛德认识到口语诗学的主要方面是表演。 格里高利·纳吉的总结很准确：没有表演，口头传统就不是口头的；没有表演，传统就不是同一个传统；没有表演，那么，荷马的理念就失去了全部的意义。
从表演视角研究口头诗歌，除了文本分析外，还需要田野调查。田野调查体现了口头诗学实证主义的学术范式，是从现场口头诗歌表演中收集证据的过程，包括研究者在现场记录、观察、研究和描述的口头诗歌现实。戈雷格里把这个过程称为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是帕里和洛德的一大学术特色，他们强调在口头传统文学中挖掘西方文学遗产的神圣性。当代美国民俗学界认为，洛德在巴尔干半岛收集资料多年，与从人类学视角进入民俗学的人相比，洛德的田野经验并不少。早在20世纪50年代，针对民俗学主张寻找原型的观点，洛德反驳道：“我怀疑我们是否能为故事、歌曲和史诗找到原型，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在口头传统中，一种艺术形式的每一次表演，无论是故事还是史诗，对于每个歌手来说都有变奏。” 祖姆沃尔特在20世纪90年代的讨论中注意到，洛德对民族志和田野工作与作为这项工作对象的人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有着自己基于田野经验的看法：“诗歌中的一切都属于集体的人们，但诗歌本身，即在一场特定的表演中出现的套路，是属于歌手的。所有的元素都是传统的；但当一位伟大的歌手坐在观众面前时，他的音乐，他的面部表情，他所创作的特殊版本的诗歌，在这一刻，都属于他自己。”这涉及到口头诗学中的文本概念，这一概念也来自于在表演中创造的伟大发现。文本是由无数场表演之间的稳定性所决定的。
田野调查是民族志的特长，这种方法被人文社会科学的很多学科所运用。民族志与语言学一样，具有实证性和科学性，它们尤其克服了古典研究从书本到书本、形而上学先验性的局限。从宋代朱熹到清代儒家，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赋、比、兴问题只在经学中讨论，所以留存至今的只是古典文学的修辞问题。现代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在近百年来取得了快速的进步，主要由新材料和新实验提供。诗歌研究也仅限于诗歌，对于口头诗歌而言，民族志的意义在于提供文本之外的诗歌可观察的现实。格雷戈里认为古典研究的实证研究可以借鉴人类学在不同传统之间的比较研究方法。帕里在上个世纪留学法国时就注意到了民族志的启蒙意义。 拉德洛夫对中亚突厥民族口头传统的田野研究，涉及口头诗歌的表演（即兴、变奏、典型场景、陈词滥调）。他提醒说，人们从来没有把表演的变奏视为新的创造。其他民族志学家，如克劳斯、根内普、格斯曼和生活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穆尔科，也通过田野研究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尤其是穆尔科用现代民族志方法研究了南斯拉夫口头史诗和歌手，这对帕里影响最大，并确定了他的新的学术视角：从传统的荷马史诗到荷马史诗的口头传统。
帕里将自己的视野拓展到了古典研究之外的领域，因为荷马史诗的文本无法提供可证伪的经验现实来解决荷马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研究口头诗歌的内部运作开始，获得不同于书面文学的知识（与文学相对的传说）。帕里的学术工作表现出人文学者中罕见的严谨的科学态度；观察现象，建立假设，通过实验验证假设，并确认或修改假设的结论。在表演层面，帕里研究了一个独特的过程：口头学习、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播的实际过程。
帕里在收集口头传统田野资料时，十分关注史诗的自然环境，他特别强调以自然方式演唱的歌曲。帕里从南斯拉夫歌曲文化中收集史诗，他的目的在于关注收集者对表演的重视——真实的表演，这是歌曲文化中的观众所给予的。他从表演层面观察和研究史诗的长度、分段表演和创作特点。
帕里理论的科学性源自其论证的高质量。现存于哈佛大学的南斯拉夫史诗文本收藏馆“帕里收藏”是一份以手稿和记录形式保存的文本合集，也是南斯拉夫现存史诗传统的实验室记录。
2. Milman Parry 和
南斯拉夫口头传统的民族志
帕里和洛德对口头诗歌的了解主要来自南斯拉夫民族，“更确切地说，是讲塞尔维亚语和保加利亚语的人的史诗”。洛德在《故事歌手》的前言中说：“我们的收集工作始于20世纪30年代，那时南斯拉夫史诗尚未消失，它们是活生生的、独一无二的。当时，俄罗斯和中亚的口头传统也是活生生的、独一无二的。它们可能是为比较研究而收集的，但这仍然是当时美国教授不易涉足的领域。”1933年至1935年，帕里和洛德在南斯拉夫做了为期18个月的史诗收集；1937年至1940年，洛德得到国内有关资助，前往保加利亚做同样的收集工作。洛德的调查除了得到本国政府资金的支持外，还得到了调查所在国政府和研究机构的支持。 1994年，哈佛大学帕里收藏中心将其收藏的珍贵资料复制并捐赠给波斯尼亚政府的文化机构。帕里和洛德的田野调查反映了反复取证的过程，有时对同一歌手的追踪时间长达17年。这种长期的观察也是民俗史上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早在1928年前后，帕里在欧洲之行中就接触过有关南斯拉夫口头诗歌的民族志报告，如穆尔科、戈泽曼、拉德洛夫等人对中亚史诗的田野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对当时的帕里产生了重要的启发作用。但这些对于帕里来说仍是二手材料，无法以低成本成为他本人理论的基础。帕里田野调查的动机，即他收集口头诗歌文本材料的目的，并非为了填补原本就数量庞大的史诗手稿，而是为了了解口头诗歌在现实表演场景中的独特性。
20 世纪 30 年代初，帕里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他写道，他将通过观察口头诗歌的内部运作来创造一种非文学知识。帕里最直接的目标是了解歌手学习、创作和传播史诗的方式。帕里认为，“对口头诗歌的理解只能来自于对其创作方式的深入了解；口头诗歌组织结构的理论不能基于其他理论，而必须基于口头诗歌的实际运作。”
洛德的《荷马、帕里和胡苏》一书首次部分披露了帕里于1935年起草的长达7页的《故事歌手》研究大纲。从中人们可以了解到帕里在田野工作之前的一些理论假设，即他的研究主题、目的、方法、意义和研究手段。帕里制定的研究项目旨在阐明英雄史诗歌手学习和实践史诗艺术的过程，目的是确定口头诗歌的形式。为此，他提出采用现场观察的方法来研究口头歌手如何在没有文本帮助的情况下获得和实践他们的史诗艺术。由此得到的结果可以形成比较研究的起点。这项研究对于古典学、人类学、民俗学和斯拉夫学等许多学科都有实用价值。
显然，帕里并不满足于19世纪注重历史重构的民俗学方法，例如流通学派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同一故事在不同时代、民族和国家的流通，并特别注重对民间现象起源的研究。在帕里看来，欧洲学者所称的“英雄史诗”既是诗歌，又是历史，他认为这种“英雄”的内容不属于口头诗歌经验知识的范畴，而是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内容。对社会和历史的理解并不能解决史诗本身的问题。总之，19世纪民俗学的一些重大理论假设，如社会进化论、语言学的历史重构方法、起源理论和传播学等，都不是帕里所关注的问题，他关心的是民间现象的内部运作过程，也就是说，口头诗歌是什么、它是如何运作的，比它的起源更重要。
帕里摆脱了只关注口头诗歌内容的局限，看到了这些歌曲在表演中创作的实际过程。以下是帕里 1935 年作品《故事歌手》中的一段话：
“如果把口头知识与文学相比较，那么口头诗歌自然可以与书面诗歌相比较，但至今还没有一位批评家这样做过……即使有人精通两种类型的诗歌，他们也只是试图在它们之间寻找相似之处。也就是说，有些人可能接触到文盲的诗歌，他们无法客观地判断口头诗歌的优劣。同时，那些有文学背景的人，他们发表的口头作品，也只是试图表明这些口头诗歌与文学一样精美。只有那些研究早期诗歌的人，才能同时接触到口头知识和文学。”
帕里的“口头知识”是指对口头诗歌运作过程的理解，这种理解可以从荷马史诗的文本中获得，但要获得彻底的理解，“只能按照一整套方案，从大量活生生的诗歌实验文本中去寻求”。应获得的知识点包括：口头诗歌创作对传统的依赖性，其稳定性与变异性，口头诗歌的流传方式，一套史诗的素材，其产生、发展与消亡，一套历史歌谣与实际事件的联系等。
1933 年夏天，帕里对拟议的实地工作进行了初步调查，并对结果感到非常鼓舞。他说：
“我发现南斯拉夫诗歌非常适合这本实验文本集；在受西方影响的某些地区，口头诗歌已基本消亡，……但在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黑山、塞尔维亚南部，尤其是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方言已被同化为保加利亚语的边境地区，旧的生活方式及其伴随的诗歌并没有受到外来影响。大量老年人是文盲；年轻人受教育程度很低，他们用耳朵来学习知识，而不是阅读和写作；我访问了三个小镇，没有看到书籍，几乎没有报纸。印刷品是零星的，影响很小，很容易检测到是否存在。”
帕里所指的实验文本，主要是指表演的同步现场观察，即观察表演之间的口头诗歌的运作过程，例如同一位歌手多次演唱同一首作品、不同歌手之间传递同一首歌曲等等。
真实的表现，这是帕里的首要条件，它意味着什么呢？
表演理论的倡导者鲍曼在1977年曾说过：“洛德的重要贡献，是他展示了口头文本的必然性和独特性——在表演中创造。他对史诗传统生命力的分析，确立了史诗表演的一般模式。”鲍曼认为，《故事歌手》是最早把民俗文本视为“涌现结构”的作品之一。鲍曼针对文化遗存论，提出了所谓的涌现文化理论。这是指在众多原有因素的独特组合下，通过突变而出现的一些相对较新的变化。新的意义、新的价值观、新的实践、新的经验不断被创造出来。洛德的话一针见血。诗中的一切都是传统的，但此刻却是歌手的。
纳吉认为，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为止，还没有人能够把如此极其自然地演唱的歌曲，即没有人为的打断的歌曲收集起来。为了适应史诗的自然演唱环境，忠实地体现史诗的长度、停顿、创作特点等表演方面，帕里委托一家音响公司设计了一套可以连续录音的设备，并预先订购了半吨重的铝盘，约 3000 张音盘。他们用这套落后的设备精心获取了高质量的素材。
真正的表演源自真实的调查。它们不是政府和社会上层控制的民间表演或歌唱比赛。帕里遇到过这样的官方公共活动，它们与新文化和新的社会关注有关，并且背离了传统和过去。这样的表演在贝尔格莱德举行过，评委是政府官员。
真正的表演，有设备，有人工的表演环境，也有文字记录的方式。歌手口述，抄写员记录，这样歌手有充足的时间去思考句子；但这也破坏了表演的连贯性。Parry一直认为荷马史诗是口述文本，也就是抄写员一行一行地记录歌手的歌词，这样可以产生更丰富的歌词。因为Parry和他的助手们就是这样研究的。
歌曲的长度，也就是一场演出的长度，受限于观众的情感投入，分篇朗诵是我们文化人的习惯，但口头史诗的表演过程提供的现实是什么？
南斯拉夫史诗演出场所，如咖啡馆、婚礼、贝伊的府邸，无法为歌手提供稳定、连续的演唱环境；歌手无法控制演出和观众，相反，观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可以促使歌手唱得更快，或者迫使歌手删除一些大家都熟知的老段落。荷马史诗中的一些主题不断被打断。《故事歌手》第8章详细分析了这些复杂而交织的主题之间的联系。根据帕里的说法，这可能是观众打断的迹象。
表演的质量取决于表演者的质量，这决定了歌曲的长度。Parry 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并包括以下因素：
浑厚的嗓音、唱高音的能力、清晰的歌词、善于将乐器配合使用，这些都需要体力。表演时身体形态的变化、肺部的大小、每个部位之间的呼吸、喉部肌肉的紧张、铁口钢牙的天赋，都使吟唱成为一项折磨人的任务，一个歌手半个小时就可能精疲力竭。歌手每次表演的时间长短取决于他的身体状况。歌手决定停止的地方就是他不能再唱歌的时候，而他能唱多久则取决于他的年龄、体力、感觉、发声器官的状况，最后取决于他被观众感动的程度。
歌曲的长度取决于特定的传统和地区、歌曲的充分性、歌手对歌曲的掌握时间以及歌手对主题的修饰程度。歌曲的稳定性由曲目决定，受过专业训练的歌手的歌曲通常都很稳定。固定的文本仅存在于书面文本中。
通过实验，帕里把不断变化的海神身影以可操作的形式拍摄下来。如何从歌手的采访中得到可靠的素材？帕里解释说，歌手不可能对学者提出的问题给出真实的答案，尽管这些问题可能与口头创作或流传过程的一些内在规律有关。一般来说，歌手会迫切地想找到答案，学者对此要特别小心。好的歌手和理想的素材很难找到。帕里的经验表明，穆斯林中不乏一些优秀的歌手，但他们往往夸大其词，很难找到歌手的全部曲目。能展现歌手对主题处理的材料更是少得可怜。很多情况都是不规则的。几乎不可能指望得到最好的版本，只能说是能收集到的最好的版本。
1934 年 6 月至 1935 年 9 月，帕里再次访问南斯拉夫，进行了为期 15 个月的实地调查。帕里和他的助手收集了 12,500 份文本，其中大部分是抄本，以及大量录音，包括约 3,500 张 12 英寸铝制音盘。帕里有包括洛德在内的九名助手，还有几名歌手和打字员。
帕里的田野调查很特别，他人为地布置歌唱环境，聘请当地歌手做助手，并向歌手支付演出费用。当参与式观察成为民族志田野调查的标志时，帕里的方法意味着什么？帕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要找著名的歌手，收集他们的歌曲，尤其是那些曾在奥斯曼贝伊的宫廷里演唱过的歌曲。1920年代，萨拉热窝出现了大量平装的穆斯林史诗小册子，这是穆斯林英雄时代传承下来的遗产，让穆斯林贝伊们回忆起过去的辉煌。过去，英雄事迹是由歌手在宫廷里演唱的；现在，这些东西被贬低或只留在咖啡馆里。这反映了南斯拉夫歌曲文化的巨大变化。
民族学田野研究强调小规模的个案研究，而帕里面对的却是20世纪即将消失的口头传统。在南斯拉夫，帕里遇到的50岁以下的歌手并不理想，最好的歌手都是一些老年人，但老年人的死亡速度太快。脆弱的民间生态决定了帕里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收集最多的资料。如果帕里只停留在南斯拉夫达尔马提亚海岸的一个小地方，那么我们就无法充分了解今天巴尔干史诗歌唱的实际情况。
洛德在《在黑山寻找古斯莱歌曲》中谈到实地工作：寻找歌手的最好方法是去土耳其咖啡馆，在那里交朋友。那里是市场和斋月活动的举办地。正是在一家咖啡馆里，帕里找到了著名歌手阿芙多：
“这个身材矮小、嗓子因甲状腺肿而变形的朴实农民，盘腿坐在凳子上，弹奏古斯里琴，随着旋律摆动身体。他唱得很快，有时不注意曲调，随着琴弓在琴弦上轻轻来回滑动，阿夫多以最快的速度口述着诗句。”其他歌手也来了，但没有人能比得上阿夫多。他是当代南斯拉夫的荷马，因为他散发着荷马的光辉。
3.帕里洛的民族志与意识形态问题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知识分子，可能对民间的草根性、口头性、古老的传统不感兴趣，这是很常见的现象，因为文化有上层和下层之分。史诗原本是上层贵族的娱乐，今天却成为大众的娱乐，正在走向消亡。知识精英们纷纷涌向新的外来文化。对民间文化的重视，也是受到外界压力的冲击。18、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他们建立民族国家的理想，伴随着本国人民的启蒙，当然不得不利用民间的东西，这种利用也给我们留下了学术的后遗症。爱国、民族、民主的知识分子，可能基于一时的需要，关心民间的口头文学。比如，中国的五四歌谣运动、解放区的民歌运动，都有民族革命的成分。帕里的工作主要是学术性的，不是意识形态性的。但他的研究确实涉及这样的问题。
穆尔科在 1900 年代就已经注意到，在南斯拉夫，民族、国家、宗教和政治关系错综复杂，而这些东西在当时的史诗中也有所体现。当时，南斯拉夫还流传着不少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歌曲。历史上南斯拉夫强烈反抗的土耳其人，就是今天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穆斯林，他们的宗教信仰比真正的土耳其人更加狂热，尽管他们说的是塞尔维亚语。
帕里看重穆斯林史诗，因为它们保存了传统，受当代意识形态影响较小。在《故事歌手》中，作者本人对穆斯林的口头传统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他介绍说，在萨拉热窝，穆斯林经常根据“克罗地亚中央出版社收藏”或赫尔曼的收藏进行大量再创作。这些活动大多起源于20世纪初，特别是1918年以后。在南斯拉夫，与东正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相比，穆斯林仍是主流。直到1971年，前南斯拉夫政府才给穆斯林一个正式的名字。过去，波斯尼亚贵族统治着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黑山、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看一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民族和宗教分布图，就能清楚地了解这一复杂的文化景观。
但对史诗英雄的崇拜并不因国籍而有所区别，正如歌手的国籍并不总是与他的歌声相一致。东正教或基督教歌手在穆斯林斋月期间唱歌。不同教派的歌手可以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当穆尔科在 1910 年代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进行实地研究时，他发现自己不能将自己局限于穆斯林歌手。
当代学者认为，帕里和洛德在研究南斯拉夫史诗时试图回避意识形态问题。然而，南斯拉夫故事歌手与巴尔干半岛正在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息息相关。亚历山大指出：“穆斯林和基督教歌手用同一种语言吟唱，遵循相同的韵律，使用相同的套路性主题材料。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英雄或恶棍的民族自我意识以及歌曲的长度。
塞尔维亚基督教口头史诗的代表人物是武克·卡拉季奇，他是塞尔维亚民族学家、民族文化领袖，他编纂出版的《塞尔维亚民间诗歌集》反映了科索沃歌曲的全貌，其含义表达如下：
“塞尔维亚基督教诗歌被塞尔维亚人视为民族意识的唯一表达，科索沃歌曲更是如此。这些歌曲讲述了与1389年科索沃战争有关的事件和情感，在那场战争中，塞尔维亚人被土耳其人击败。根据歌词，塞尔维亚王子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在人间获胜，要么在人间失败但在天堂获胜。因此，塞尔维亚人的失败在歌曲中显得光荣，在塞尔维亚人心中，这是一场精神上的胜利。”
洛德曾指出，穆斯林歌曲受古典出版物的影响比基督教歌曲要小，他也没有对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做出任何价值评估。塞尔维亚人将武克·卡拉季奇和涅戈什的史诗集视为金科玉律，后来共产党政府将这些史诗作为民族的精神食粮纳入学校教科书。但穆斯林不是这样，他们不把任何作品视为经典。
除了研究印刷文化对特定口头传统的影响之外，帕里和洛德还系统而公正地研究了意识形态对巴尔干地区基督教和穆斯林社区口头传统的实际影响。
巴尔干专家如何看待帕里对南斯拉夫口头传统的影响？
“武克的工作与帕里、洛德的研究之间的差异，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各自承担的任务不同，而非材料本身的差异（两者都属于西方，且都在南斯拉夫）。武克所收集的歌谣大多被视为文学作品，是平衡的文本，当然也是正典的一部分。这些被视为正典的东西，当然不可避免地与塞尔维亚的民族自我意识问题有关。而帕里和洛德所收集的歌谣则被视为粗糙的田野材料，是理论的基础，一些学者，尤其是那些不了解原文的学者，批评这些歌谣缺乏西方史诗的审美标准。”
这当然是一个谬论，它忽视了口头文本的文化属性、意识形态色彩以及史诗的独特性。
结论
在开放新学科的任何实验中，科学研究结果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1948年的“荷马，帕里和胡斯”的文章中收集的质量。是Parry的口头诗理论的数据，这是一个可以重复用于科学研究的生活实验室的记录。口腔文献研究史上史无前例。 帕里（Parry）从1933年到1935年收集的大量材料是哈佛大学图书馆的米尔曼 - 帕里（Milman-Parry）口头文献收集的本质。
（省略注释，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原始出版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