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兆骥：薪火传无尽——非典型华商的别样人生

早在2005年，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就首次设立“中国图书特殊贡献奖”政府奖项，表彰在介绍中国、翻译出版中国图书、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翻译家、作家、出版人。

截至2019年的14年间，该奖评选颁奖已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13次，共有来自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韩国、西班牙、保加利亚、埃及等国家的33人获此殊荣。

其中，八十多岁的印尼华侨杨肇基先生，2013年7月荣获第七届中国图书特别贡献奖，被中国政府授予十万元人民币奖金。

杨肇基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印尼华人。

一

在华侨华人最多的国家印尼，华人有数千万，其中大部分都是商人，大名鼎鼎的、不为人知的商业大亨们光芒四射。

但如果要在这些成功人士中找出一位致力于文化事业的代表人物，那就是杨肇基。

另一方面，在真正有文化的人当中，杨肇基是历经商海沉浮，最终获得巨大成功的最好代表。简单来说，他是中国企业家中少有的资深文人；也是有文化的人当中少有的商业精英。

六十年前，他跻身海外华人文化界新星行列；二十年前，他开设了印尼唯一一家专卖中文书籍的书店。在这个曾被禁32年之久的印尼，他一生致力于中文出版和中华文化的传播。年逾七旬的他，从未放弃，从未后悔。他的真诚，是正直的见证，将永垂不朽。

杨肇基1933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现年88岁。

他是贫寒家世出身的华二代，在偏远的松巴哇岛长大。青年时期，由于日军南侵，战乱不堪，他13岁才上小学，既不会讲汉语，也不会讲印尼语，只会说松巴哇当地的方言。但不到30岁，他就成了一位造诣深厚的语言学家，不仅精通汉语和印尼语，还精通英语和日语。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就编著出版了《印尼外来词词典》和《印尼语词义分析》，成为当时印尼华侨华人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杨肇基早年曾任华校教师，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与印华文化斗士陈衍生、胡克之等创办具有历史意义的“翡翠文化基金会”，并合编深受海外华人欢迎的综合性月刊《印尼语学习》。

在严禁中文的年代，他进入商界，开印刷厂谋生，也从事国际贸易，均取得成功。印尼民主改革后，他开设书店，并花费无数心血与金钱，组织中文教材的编撰与出版，影响深远。

他是教育家、出版人、翻译家、编辑、商人，一生历经坎坷，属于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一代华人。他是文学天才、商人，不忘慈悲。他慷慨大方，救济穷人和有需要的人。他把许多失业的华校同事安置在自己的公司。

中青年时期的杨肇基身材高大，皮肤白皙，相貌英俊，有着明星般的出众面貌，即使到了七十多岁，他依然风度翩翩，是一位真正的老帅哥。

这样的人，如果事业有成，相貌英俊，又有钱有学问，而且才华横溢，交游广阔，多愁善感，那他不可能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因此，在他的一生中，难免会留下许多“因醉酒鞭打名马，恐情事累美人”之类的艳情故事。

一般说来，成功人士的性格都是复杂的，杨肇基也不例外，他有商人善于把握机遇的精明，也有文艺人士热情浪漫的魅力。他懂官场，懂黑道，有手段，善于应酬，喜欢美女，多情，喜欢美食，听到动听深情的歌声就会感动落泪，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有时也会发脾气，急躁，苛刻，不耐烦，但他一生都没有改变过敏感浪漫的情怀。

有趣的是，作为日本坂田油墨在印尼东部的总代理，杨肇基长期从事这项利润丰厚却鲜为人知的生意。然而，作为“印尼唯一一家华文书店”联通书店的老板，他辛辛苦苦经营这项生意，却不惜多年亏损，从而名声大噪。

在他八十岁的时候，荣获“第七届中国图书特别贡献奖”（下图第五位为杨肇基先生）。

有人会问：开书店有什么特别的？为什么受到如此推崇？

我想说的是，联通书店虽然规模很小，但它给印尼这个时代带来的意义却是不可磨灭的。

阅读下面的文字也许能让你理解杨先生为何值得获得这个称号。

二

这是我在2018年12月写的一篇关于杨肇基先生的文章：

“他都86岁了，为什么还要执意做18年的亏本生意？”

有半个月没去板芝兰唐人街了，有点怀念。

前天有事，就去了加查玛达唐人街，回来时路过又旧又乱的“板芝兰”，散散步，人潮如往常般热闹。

佩奇南老街自荷兰殖民时期起就是繁华的商业区，在这里开店的人大多是华人，逐渐形成了雅加达著名的唐人街。

我走向熟悉的“联通书店”，打算照例进去拿两本书。我穿过一家家店铺，却没看到书店那两扇又大又明亮的玻璃橱窗。我回头再看，才发现拱廊下一片漆黑，铁门紧锁。原来，这里的联通书店已经关门了，门口只有两个卖日历的小摊和几本教科书。

难道这家“印尼唯一一家专卖中国大陆书籍的商店”无法承受长期亏损，最终被迫倒闭？两周前我就在那里！

又或者，是它的老上司杨先生，他已经…… 看着眼前的情形，我的心一沉，不忍心往最坏的地方想。

我想写一下这家书店，不仅因为我是这里的常客，更因为几年前我和这家书店的老板杨肇基先生有过一些交往。

印尼华文图书市场沙漠化后 戈壁滩上又现一股清泉

说起联通书店，虽然只有两家店，但在印尼当代华人圈乃至海外都享有盛名。雅加达每个六七十岁的华人都知道它。如果你打开网络，在谷歌或百度里输入“联通书店”四个字，数百条相关报道就会涌入你的眼帘。

一家看似普通的书店为何如此出名？

这是因为印尼过去多年的排华情绪，直接导致了两代华人的文化隔阂，使该国变成了一片华人沙漠。而解禁后，联通书店则成了戈壁滩上的一股清泉、冰山上的一朵雪莲。

杨先生在他的联通书店里。

事实上，在1960年代印尼与中国关系紧张之前，雅加达班科兰区的华文书店早期就已经相当兴旺。

据八十多岁的前中文学校教师陈正祥先生说：

过去，板枝栏是“文化中心”，有许多中文书店，如开明、上海、大成、南洋、南星、立桥、黄茂昌书店、小小书店、OK书店等。那时候书价很便宜，经常有特价，只要有零花钱，很容易买到书。翁福林是南星书店的负责人，花一点钱就可以订阅《人民画报》、《文汇报》、《大公报》、英文版的《北京评论》、宋庆龄主持的《中国建设》英文版，特别是针对中学生。我现在还爱看纸媒日报和英文报纸，这是我从那时订阅报刊养成的习惯。

时光荏苒，前总统苏哈托执政期间，华校、华人社团、华文报刊全面被禁，1966年以后，板枝兰华文书局消失，不复存在，中华文化和语言遭到严重破坏，中断32年的华文教育，直到瓦希德总统执政时期才得以解冻，如今懂中文的人，大多已年过60。

如今，半枝兰书店仅剩杨肇基经营的一家，可惜精通中文的人寥寥无几，年轻人中文水平不够，老年人更是冷清不堪，呈现出一片“汉语沙漠”的景象，文化景象令人唏嘘。

2018年中秋节，陈正祥老师（右二）与老同学杨肇基（中）以及其他几位上世纪50年代曾在华校任教的老同事一起参加了雅加达华文教师协会举办的联欢会。图片来源：印尼国际报

苏哈托时代彻底摧毁了两代人的华文教育，导致许多55岁以下的印尼华人不识汉字、不会说华语，由此造成的文化鸿沟如此之大，至今还无法预测需要多久才能弥合两代人的差距。

1998年苏哈托下台后，印尼的中文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爪哇，从雅加达到泗水，从万隆到三宝垄、梭罗、日惹；在西加里曼丹，从坤甸到山口洋；在苏门答腊，从巨港、楠榜到棉兰，甚至在吉里蒙这样的偏远岛屿渔村，随处都可以听到中国孩子背诵中文的声音。老一辈的华人和他们的孙辈（中一代对中文完全不熟悉，这是无法弥补的历史缺陷）都渴望学习中文，通过中文追寻祖先的文化。

2000年，中国国际图书贸易公司经印尼教育部批准，在雅加达举办了时隔32年首次中文图书展，邀请了具有多年图书出版经验的华人杨肇基先生协助，5天之内就销售了4000多本中文图书，随后，印尼教育部委托他担任该公司在印尼的总代理。

2001年2月，印尼政府还未解除对华文的禁令，杨肇基的联通书店就在泗水开了第一家书店，这是印尼35年来第一次重新出现华文书店。

同年4月，联通书店第二家店在西雅加达开业，2002年4月第三家店在素万那普棉兰开业。其后，雅加达也陆续出现了其他华文书店，但规模和影响力均无法与联通书店相比。

原雅加达联通书店内部景观。

一时间，印尼中文书籍的第二春仿佛已经到来。

然而好景不长，中文书籍的热销很快就陷入冷淡。

早在2008年，杨肇基就向中国媒体记者分析了原因：

“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印尼这​​个汉语‘文化沙漠’开华书店，肯定是赔钱的。”

由于印尼华文教育中断了32年，全体华人错过了中小学最基本的华文教育。如今，印尼三四十岁的青壮年华人，没有阅读华文书籍的习惯，甚至根本不懂华文。在校就读的华人子女，虽然也开始接受华文教育，但还不会读华文书籍。

书店八成顾客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但这个群体逐年减少，中文图书销量也大幅下降，渐渐地，一天只卖出两三本书成了常态。

如何选书，也是杨肇基头疼的问题。一方面，要体现综合书店的特色，满足不同读者的兴趣，尤其要兼顾印尼华人读者群的老龄化特点。杨先生说：“最新一批新书有2000多本，仍以养生保健、汉语学习类为主，也有历史故事书、漫画书、汉语词典等适合小学生学习汉语的参考书。”

另一方面，开办中文书店需要店员有一定的中文水平，有一定的国学基础，有经营书店的知识和经验。这样的人哪里找？就算有，工资也一定很高。其实，很多中文水平好的年轻人都去大公司找工作，不愿意屈尊到小中文书店来。不得已，杨先生请了自己的学生、年过六旬的李世谋先生来帮忙经营书店。

谦虚热情的印尼客家人李世谋先生（左）在联通书店担任店长十余年，图为他与书店一位中国客人。李世谋也是笔者熟悉的人物。去年，因为妻子生病，李先生不得不辞职回家照顾妻子。书店失去了一位勤奋、忠诚的店主。（图片来源：超人的旅程分享）

杨先生说：“从中国大陆进口一批书，一般需要四五个月的时间，但有时候印尼海关对中国货物的检查很严格，书有时要在印尼海关等上两三个月才能收到。而且现在运费很贵，每公斤要1万印尼盾（当时约合8元人民币）。”

每次有新书到货，杨先生都会亲自在当地中文报纸上写一篇推广文章。每次进口的书多达几千本，但每种进口的量只有三四本，这使得书价相对较高。新书上架后，有些要三四个月才能卖完，剩下的就成了滞销书，最终成为滞销的积压品。

联通书店一路走来举步维艰。老读者渐渐消亡，来买书的人越来越少，书店的利润远远不能弥补成本。为了长久坚持下去，杨肇基不得不关闭泗水和棉兰的书店，只留下雅加达潘吉兰唐人街的那家。即便如此，仍不够维持生计。每月的房租和人工成本需要补贴1500万印尼盾，约合6000到7000人民币。多年来，他不得不用做其他生意赚来的钱来弥补书店的损失。

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是他那一代中国人精神世界最本质的特征。

我第一次到联通书店买书是在2006年，后来认识了店主杨肇基先生，当时他已经74岁了，面容端庄，身材高大，举止气质都很好。杨肇基年轻时毕业于华人中学，后来在印尼大学读书。他除了汉语功底深厚外，还精通印尼语和英语，还会讲日语，是老一辈印尼华人中为数不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晚年的杨肇基与妻子蒋素珊回国旅行，并在长城拍摄了照片。

在一些公开场合，杨先生说话文雅，喜欢谈文史，像个大学教授。而在和老朋友的私人聚会上，久经商界、见过世面的他，也会回忆起自己去日本出差时，和日本空姐、年轻女子的几次邂逅，这些邂逅也都有趣又生动……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东京与日本朋友在一起。

少年杨肇基与台湾泰雅族姑娘欢快地跳舞。

2007年，杨先生夫妇到福州，当时我在中国，他给我打电话，我就到他们住的酒店，好好当了主人。后来我陪两位老人去了长沙，在当地朋友曹灿的带领下，去了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

这次与杨先生的近距离接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可与热爱。

在长沙湖南省博物馆参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著名素纱禅衣时，导游介绍说，这件2000年前西汉时期的纱袍，长1.28米，袖长近2米，重量只有49克，不足一两，轻如烟雾，薄如蝉翼，用精湛工艺来形容毫不为过，2000年前中国古人的高超工艺水平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杨先生听到这话后，先是睁大了双眼，盯着展台的玻璃，仔细看了许久，随后紧闭双眼，脸上的肌肉微微颤抖，心脏似乎在痉挛。等他再次睁开双眼时，泪水无声地滑落。

一旁的导游见状，吓了一跳：“老爷子，你怎么了？”

老者掏出手帕擦了擦眼睛，轻声说道：“对不起小姑娘！我感动得都哭了。我们中华文化真是博大精深啊！我们祖先创造的东西真是太神奇了。你们年轻人可能不明白，我一个印尼华人，为什么会对中华传统的东西如此痴迷。”

从韶山回来的路上，杨先生告诉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印尼是一个非常进步的华侨青年。“哎呀！我当时真的很爱国，受当时左派思潮的影响，完全认同大陆的红色宣传，对台湾的国民党怀有很深的敌意。”

“结果到了1970年代，印尼与中国断绝邦交，至今未复交，许多华商无法前往大陆，便到台湾寻找商机。我当时也到台湾，因为是左派，所以一开始还有些政治偏见。结果下飞机后，打车到市区，司机用地道的国语跟我说话，讲起中华传统，我立刻觉得跟他有种说不出的亲近感。再看到台北街头的各种中文招牌，都是我们中华文化！我立刻就打消了偏见，对台湾产生了好感。你看，这就是文化认同的结果。”

杨先生的上述心路历程，再次说明了一个事实：无论政治如何变迁，深厚而持久的中华文化遗产，永远是这一代接受了良好中文教育的海外华人最珍视的生命精髓。

晚年，他曾在北京大学校园里瞻仰过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的墓碑。

自从杨先生夫妇回国后，我们在雅加达见过几次面，后来就渐渐少了联系，再加上我手机升级，在印尼的号码也换了两次，时间长了，就跟杨先生失去了联系。

文友们对杨肇基的评价

我也从相关报道中了解了他的身世。

在有关杨先生的众多报道中，他的老朋友林峰写的这篇报道比较全面，摘录如下：

1.我的家乡贫穷又不美丽

杨肇基祖籍是广东梅县丙村，其父母20世纪初先来到苏拉威西岛泗江市，后移居西努沙登加拉省松巴哇岛偏远城市梅马，并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

杨先生出生于1933年，是家中9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家境贫寒，小时候常喝粥和水，没什么营养。杨的母亲也是当地有名的乡村接生婆，为大多数华人妇女接生。然而杨兆吉出生时，却遭遇了臀先着地的难产危机，幸好有外族接生婆及时相助。根据当地的迷信说法，杨的母亲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杨的父亲不擅经商，常年居住在外岛，杨的母亲独自抚养九个孩子。杨家与当地原住民关系不错。岛上没有美丽的风景，土地也并不肥沃，人们不会种菜，饮用水直接取自河水。当地人整天吃的都是从海里捞来的鱼、山上的番薯叶和米饭。岛上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人们出行只能步行。

1940年，杨肇基在美马市幼儿园读书，1947年入华校读小学，1950年转入泗水新华中学任教。初中毕业后，他回到家乡任教小学。1954年，他收拾行囊来到雅加达，只为实现求学的梦想。

1957年毕业于中华中学后，他一边在华校任教，一边在印尼大学攻读印尼语言文学，先后在振强中学、振强夜校、兴安、新文等地任教，在这里与相恋多年的蒋珊珊老师结为终身伴侣。

20世纪60年代末杨肇基与妻子蒋素珊在国外的合影。

2. 20 世纪 60 年代的跌宕起伏

1959年，杨肇基与陈燕生合作创办《学习印尼语》月刊，当时在巴中任教的陈正祥是该杂志的撰稿人之一。随后他又创办了“雅加达翡翠文化基金会”，深受青年人的喜爱，培养了不少优秀的青年作家。

左图：杨肇基等人于1960年在印尼创办玉文化基金会，并于1962年以杨帆为笔名出版其编著的《词义辨析》。右图为杨肇基担任执行主编的综合性中文月刊《印尼语学习》1961年版。

玉文化基金会组织翻译出版了鲁迅小说《阿Q正传》印尼文版。

其实，当时印尼开始掀起排华浪潮，总统令第10号的颁布，迫使许多华侨回国。当时印度与中国交恶，中国派船来接华侨。杨肇基不畏权势，不惧当时政局，通过微妙的关系取得出版执照，出版月刊、辞书，这是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然而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1966年，“九卅”排华浪潮再次席卷印尼，华校关闭，华文教育全面停摆。迫于生活压力，华文教育工作者纷纷转行。杨肇基先生随即创办了“五爱印刷公司”（PANCASIMPATI）。生意越做越大，使他成为极少数从华校教师转行后在商界发家致富的人，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批下岗教师的生活问题。

1971年以后的30余年间，杨肇基往返于印尼、新加坡之间，着眼未来，把许多外国文学名著和科技书籍译成印尼文，受到读者的欢迎。

当时中文在印尼并不流行，对于当地的华人留学生来说，中文已经消失，他们都成了中文文盲，不会说、不会听、不会读、不会写，真是悲惨的历史悲剧！

杨肇基曾感慨地说，苏哈托执政期间，汉语遭受了很大损失，而他对华人和中国文化有着难以磨灭的情结，所以他耐心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三、沐浴改革开放春风

1998年，民主改革的春风终于吹来，长达32年的华文禁区终于结束。面对前所未有的自由之风，杨肇基再也无法沉默，他开设了联通书店，拓展了印尼华文文化的视野！

杨先生说，我开办华文书店，是为了重建印尼华人社会失落了30多年的中华文化氛围，在印尼这​​片中华文化的荒漠里，做坚定不移的传承者。

4. 通过书籍帮助印度和中国人民相互了解

杨肇基说，他热爱印尼，更喜欢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他认为，要把中华文化介绍给其他族群，让他们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也要把印尼人介绍给中国，通过书籍促进两国人民的交流，他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大使”。

2013年8月27日，时年八十的杨肇基迎来了一个令他永生难忘的光荣日子，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代表中国政府向他颁发“中国图书特殊贡献奖”，同一天获奖的还有另外5名外国学者。

杨肇基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杨肇基先生（见下图）等代表，感谢他们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发挥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V）我会继续这样做，直到我死去。

2017年5月，趁着改革开放，华文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之机，杨肇基以联通书店的名义组织一批优秀骨干教师，编写了一套反映印尼国情、符合印尼学生需求的小学华文教材。这是目前印尼小学唯一一套本土华文教材，也是杨肇基先生一生的结晶，为印尼华文教育事业做出的又一伟大贡献！

2017年5月，印尼第一套本土汉语教材《印尼小学华文》由杨肇基先生耗费巨大精力和资金编写，代表中国联通书店出版发行。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总领事兼参赞朱棣以及雅加达华文教育界人士，以及茂物、丹格朗、勿加泗、万隆、中爪哇、东爪哇等地华文教师等近500人参加新闻发布会。

他说，当他没有适合印度尼西亚条件的教科书中，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教育发展了十多年时，教师必须从新加坡，中国大陆或台湾的教科书中选择教科书，一些学校和老师甚至在苦难中都努力地创作了中国人的努力。印度尼西亚组织了三年以上的辛勤工作，并牺牲了100多个休息时间，以讨论印度尼西亚当地教科书的汇编。

2017年5月，杨Zhaoji在“印尼小学中汉语”的出版和发行会议上发表演讲。

杨先生将其他公司的管理层移交给了他的孩子，但他仍然密切关注Liantong书店，尽管书店已经亏本多年，但由于他对阅读的爱好，追求和对中国的热爱，他仍然这样做。

杨先生坚定地说，我将继续这样做，直到死去。

以下是2018年7月16日在《国际日报》上发表的报告中的图片。

The report said that Mr. Yang Zhaoji (center) brought his wife, Ms. Jiang Sushan (second from right), who suffers from depression, and his old friend Lin Feng (first from right,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about Mr. Yang's life) to a simple house in the residential area of ​​Jelambar in West Jakarta to visit the sick old educators, Ms. Guo Wenhe and Ms. Zhuang Shuzhen (the two elderly people on the left).

老师在当时有84岁的年龄，并遭受了十多年的困难，使他很难搬家。精神的鼓励。

杨先生和林平同意，将来，只要他的身体状况允许，他就会邀请那些难以移动的空巢老人，但仍然可以出去孤独和无助。

从照片来看，已经86岁的Yang Zhaoji在过去的一两年中变得苗条而旧，并且在阅读上述照片报告后不再具有过去的精神。

智者很老，但是继承之路仍然很长。

毫无疑问，丁·简（Ding Jian）的印度尼西亚编年史的主角杨Zhaoji先生是印度尼西亚当代中国文化精英的杰出代表。

从我的观察中，像杨先生一样，知识渊博，有富裕和动机的人在这个国家很少见，在这个国家，中国商人长期以来缺乏人文培训。

“在春天，高大的树木会散发出丰富的阴影，秋天，黄色的花朵在深夜盛开，很香。”

杨先生在晚年所做的足以安慰他一生，并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文化历史上留下了可观的页面。

当时曾在巅峰时期的杨Zhaoji长期以来已经过去了他的黄金时代，进入了他的老年，但他的内心仍然充满了继承中国文化无尽美丽的热情。

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是，对于Liantong Bookstore的真实情况，老人已经很难维持，而没有Yang Zhaoji先生，大多数中国社区领导人像Yang的大多数中国人都在越来越多。

此外，那天，当我看到Liantong Bookstore在Banzhilan关闭时，第一个不祥的兆头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Yang先生是否已经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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